十二重天

        今年上半年，美国学者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吉林大学做了一次关于中美关系的演讲。这是一次高水平的演讲，能够启发思想的维度，也促使我思考一些问题。然而一来诸事牵绊，二来也是我近期有些懒了，过了近半年的时间才把这些思绪梳理出来。

        江忆恩在演讲中提到了一个概念，叫“民主和平论”，即两个民主国家更容易实现和平。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伪命题，如果这一理论真的成立，就不会有两次世界大战了。如今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着一种认识误区，就是民主是绝对正确的。民主是不是一个好东西，关键要看它是否与社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非洲有很多地区战乱的本质其实是原始社会的部落兼并，唯一不同的就是把木棒和石块换成了AK-47和RPG，把西方式的民主移植给这些地方，正如当年达尔文把一个原始部落的孩子带到伦敦去受教育，然后再送还给这个部落，他在现代社会学到的知识毫无用处，结果只能被族人吃掉。他们今天所经历的正是你我的祖先曾经做过的。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民主与人权来衡量我们的祖先，也就当然不能是同样的标准来要求今天的他们。尽管残忍血腥，却是人类社会的必经之路，只有完成了从部落到国家的脱变，他们才会思考下一步的发展，只有做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智慧选择，才会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稳定。然而现实反倒是西方世界种种以人权名义的干涉，阻碍了这一进程的实现，使这些地方的人民永远陷于仇杀与混乱的状态，可以说恰是这些所谓的人道，带来了最大的不人道。西方早其殖民者屠灭土著，贩卖黑奴，其惨无人道又当几何，而正是这些“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先辈，让今天的西方人得以坐享工业文明的便利与实惠。只有经历了血腥与罪恶的洗礼，才会有余暇来思考那些民主、人权与人道主义。再说回到“民主和平论”，纯粹的意识形态之争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正如十字军东征是打着宗教圣战旗号的财富洗劫，高尚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掩盖卑劣的企图。和平与民主无关，其本质是战争力量与利益分配的平衡。

        在演讲之后的问答交流时间里，有多位中国学生提出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中国文化是爱好和平的，美国不应把中国当作对手。当时我在一旁听得汗颜，这些提法本是拿来忽悠外国人的，结果外国人不信，我们自己却信了。这话别人说说也还罢了，作为学习国际关系的大学生也这么说，真是把人都丢到美国去了。口头上的和平没有任何意义，这一点，西方人是有更深切的体会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主和与好战的人，任何一种文化都存在和平与战争的元素，和平与战争是实现目的的两种手段，哪个好用就用哪个，根本不存在哪个民族是单纯爱好和平的。和平是战争力量的暂时平衡，中国的和平并不取决于其文化取向，而是由自身的军事实力决定的，诚如近期某个美国媒何所说，如果中国足够强大，战争不会爆发，如果中国不够强大，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围绕着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西方真正担心的不是中国以武力的方式崛起，而是强大后的中国如何重新分配世界的财富。世界目前的财富只能供养30%的富裕人口，一但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都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资源，对于西方来讲，无疑是场灾难。能否找到新的财富增长点，是中国能否崛起的关键。不过既然说到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当然是截然不同的。西方人给孩子讲骑士屠龙的故事：有一条邪恶的龙守着财宝，骑士杀了龙，拿走了财宝。如果考虑到龙是中国的图腾，那么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中国近代的历史。故事中的龙之所以邪恶，就是因龙有财宝却不送给骑士。西方文化正是这样一种掠夺式的文化，所以带着种种优越感的西方人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是以掠夺为手段和目的的。然而有趣的是，西方人强于向他人索取财富，却无力向自然求取，所以洪水一来就只能躲进诺亚方舟，与中国的治水神话鲜明对比。南宋时，北土沦陷，面对人口多耕地少的压力，中国人并没有走向殖民，而是发明了梯田。在面对资源与财富的问题时，中国文化往往能找到更富智慧的解决方法。

        最后，我很遗憾地感觉到，我们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往往困于西方建构的话语体系而难于建树。在国际事务中，西方既是选手又是裁判，他们按照他们的理解塑造着中国的形象，而我们只能在他们的语境中使用他们的话语模式免强表达我们的声音。在人家的地盘讲人家的道理，自然是不容易占到便宜的。但是尴尬的是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和对知识界的管制下，无法产生对世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你的思想不能影响世界，你就丧失了对世界的解释权。

注：

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出生于加拿大，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问题研究，被誉为“当今美国新生代中最出色的中国问题专家”。著有《社会国家：中国与国际体系1980－2000》，《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中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等。

        那天，华树兄邀我为《品译纽约客》作发刊辞，我心下还是颇惴惴然的，毕竟我是个外行。这是一本供翻译爱好者切磋学习的公益杂志，所刊文章也以译文为主，内容涉及财经信息、政治评论、文学作品、历史文化、新闻报导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也是一个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载体。

        洪堡特说：“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独特的世界观。”那么译者就是沟通两个世界的信使。从语言学的角度上讲，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的翻译，而是在自己的母语中寻找一个与之最为接近的说法，所以翻译本身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这就要求每一个译者都要拥有两种文化的深厚底蕴，才能够在此岸与彼岸间自由穿行，用亲切而美丽的话语展示世界的惊奇。

        译者无疆，希望《品译纽约客》能够成为两个世界的行者们休憩的驿站，心灵的家园。也希望他们借助这个平台丰富自己，锻炼自己，成长为傅雷、杨绛那样的翻译家，当起国人了解世界，世界感知中国的灵媒。

         本·拉登死了，美国人彻夜狂欢，这情景不禁让人想起二战结束的消息传回美国的时候。然而杀死本·拉登就意味着反恐战争的终结么？善于想当然的西方人惯于将某一种罪恶加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仿佛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的个人过错，冷战是斯大林一手造成的。中国有句老话，叫一个巴掌拍不响，当代国际社会中那些令人头痛的事情，追根溯源，无不与西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恐怖主义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其实“恐怖主义”这一概念是西方世界的界定，是一种将敌对势力妖魔化的手段，历史上几乎所有反抗强权的人都被强权势力冠以恐怖主义或与之类似的名号。所以，反强权，反压迫，才是恐怖主义的真相。

         恐怖主义是霸权主义的伴生品，只要霸权存在，恐怖主义就会如影随形。如果说恐怖主义是人类的恶疾，那么霸权主义就是人类的癌症。只要有人与人的关系存在，就会有支配与被支配，压抑与被压抑，忽视与被忽视，在家庭中尚且如此，又何况社会，在同胞中尚且如此，又何况国际。霸权不仅掠取了弱者的利益，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更垄断了公共话语权，在霸权者建立的社会秩序中，弱势话语无法与强势对话，他们无法通过霸权者的游戏规则索取自己的利益，发表自己的声音，为了生存，他们只能选择抗争，恐怖主义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也许是最后的选择。

         在这一意义上讲，本·拉登也许并不是英雄，但却无疑是一名斗士，他的一生就是对抗强权的一生，无论这强权来自苏联还是美国。他是一个为信念而生的人，用毕生的时间实践自己的理想。他是一面镜子，一次又一次让我们目睹了所谓主流世界的真实面目。他是一种信念，不仅召唤着阿拉伯的战士，更召唤着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起来战斗。他是号角，他是旗帜，他是丰碑，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争议又最少受到争议的人，在公共舆论一边倒的谴责声中，谁也不能否认，本·拉登，永远是一个时代的传奇。

         美国杀死本·拉登，并不能打击对手的士气，只能增加在阿拉伯世界的仇恨，激发阿拉伯人民的斗志。霸权主义不能消灭恐怖主义，就像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美式反恐带来的只有仇恨，仇恨只能带来更多的仇恨，在这个滚雪式的恶性循环中，还会有千万个本·拉登继续战斗。本·拉登不是一个个人现象，他是阿拉伯世界苦难与悲情的集中爆发。从这个意义来说，本·拉登根本不会死，他已经活在了整个阿拉伯，乃至全世界反抗压迫的人民心中。

        古之治学者必审音。夫言者心之声，所以指物明志者也。言必有音，声音相递世代传之而相滋乳。凡有义者必有其音，若一义一音，虽万千声响不足以呜矣，故义有定音，而音不必有定义，是以名物日繁，言语日丰，而音不与之增减。辞相衍而生，义既相因，音必相继，故涧者，间也，山间之水也；楣者，眉也，门上之眉也。古人识其音理，而能求其原始。是故不审其音，无以知其真义；不审其音，无以明其就里，岂独治小学者然欤？不知入声之促然如咽，不能解“大江东去”之用韵也；不知古无轻唇音，不能明屏翳封仪之同一也。

        今人之以音韵为绝学者，盖以其繁难晦涩，而鲜有问津者。南北声异，古今言殊，视之纷纷，而析之络络，世间之物皆然。陆法言以离其韵，释守温以析其声，声韵相谐乃得一字之音。古今之音，方国之言，虽察之迥异，然究其音理，声韵之变各有其所循。知其声韵，识其所循，则音韵可得之矣。今世之事，西学日盛，而国学渐不为传，吾人闻西人之语而不识往圣之言，习西学之法而不通国学之义。有西学之繁而无国学之基，树大无根，必不得久。是以今人以其繁难晦涩者，不知古人之法理。

        古之欲治其学者，必先诚其志，欲诚其志，必先清其心，欲清其心，必先修其德。凡治学不修心，修心不修德者，必无所成。德之不修，不足以知其善恶，其欲必笃，而心不得清；心之不清，不足以澄明其智，其视必昏，而志不得诚；志之不诚，不足以明其取舍，其用必驳，而无以治其学。国人不必尽识音韵，而不可不知吾学之义理，吾人不必尽治其学，而不可不修心明志者是矣。

        新红楼播出了，惹来一片诟骂之声。这是一部怎样的电视剧，能有这么大的争议？怀着一探究竟的心情去看了一回，结果强忍了不到五分钟就败下阵来。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无法认为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几天前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主要是说新红楼的失败不全是导演的责任。文章说，红楼重拍，是中国红学会的一个国家级项目，因此红学会的专家组拥有剧本的决定权。比如倍受诟病的旁白，就是应专家组的要求加进去的，而快进的问题则是因为有大多的细节不能省略。当然，这一说法还有待证实。
        这篇不知真假的文章倒是让我想起了不久前在人民日报上读到的另一篇文章，是某个国家项目负责人匿名接受采访。他说，他用在研究上的时间还不到三分之一。每年申报项目，四处游说占用了三分之一的时间，管理日常杂事也占了三分之一的时间，最后用来搞研究的时间能有三分之一就不错了。做项目是课题组存在的价值，如果不申报项目，一大家子人就没有经济来源，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政学同构，是中国的一大特点。古人就知道能得士者得天下，古代的统治者也知道，知识分子在为他的统治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时也在分散着他的权力。于是中国的统治者一直在试图像管理官吏那样管理知识分子，这一努力就形成了如今学术结构的高度官僚化。我们的学者也就被迫在官场中求生存，在生存之余做点学问。学者本来是排斥官僚的，学者官僚化是体制逼出来的。坏的制度把好人变成坏人，这是一个逼良为娼的时代。
        我有一位朋友， 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入狱二十多年，和他一样的人有几十万，支持他们活下来的是一信念：人类必将走向明光，这个世界不会永远这样。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轻薄者众，厚实者寡，钻营者多，守节者鲜，但总会有人守住文化的根脉。当今的学界，轻薄浮滑者多混迹于高端和底层，不上不下之间反倒不乏藏龙卧虎，有一大批默默无闻的实干家，他们才是中国文化的脊梁。无论是西夷逼关，还是倭人入寇，无论是暴君肆虐，还是物欲横流，有这样一群人在，就不能说没有希望在。
        反封建是一场需要长期孕育的社会变革，没有社会关系的转变，没有社会底层的认同，没有传统文化的自省，只会重蹈1989年的覆辙。不过我有一种感觉，眼前的乱象环生恰恰预示着一场文艺复兴的到来。也许虎啸龙吟的一天不会太远了。

游学年少不知勤，

落魄江湖酒常新。

镜里不识霜鬃改，

凯风徐来棘成薪。